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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彩登陆-冯小红 | 全面抗战初期“财务无政府”状态下的赋税征收和农民负担

admin 2019-06-28 281人围观 ,发现0个评论

作者冯小红为邯郸学院当地文明研讨院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讨》2019年第3期,注释从略

全面抗战初期“财务无政府”状况下的赋税征收和农人担负

——以1938年涉县甘泉村为中心的查询

冯小红

内容提要

“甘泉账本”是太行山文书所藏晚清民国年间涉县甘泉村的村账。1938年的“甘泉账本”记载了涉县甘泉村“财务无政府”状况下的赋税征收实况。与战前的田赋征收比较,全面抗战初期“财务无政府”状况下的村庄赋税征收在征收方法、科则、征收时刻、赋税方法等方面均出现不同特征。甘泉村1938年的亩均担负高达5.115元,比全面抗战迸发前的1935年至少高出7.56倍。在“财务无政府”状况下,农人担负突然大幅度添加,使本来就遍及贫穷的甘泉乡民不胜重负,农户纷繁以输出青少年人口来应对压力。

关键词

“甘泉账本”;“财务无政府”;赋税征收;农人担负;涉县;太行山文书

20世纪80时代以来,财经问题逐步成为抗日战争研讨的关键问题之一,赋税和农人担负作为财经问题中的重要内容,也引起学界广泛重视。以往对全面抗战时期赋税和农人担负的研讨,既有对国统区的全面查询,又有对依据地的深化探求。 纵观以往的效果,从研讨领域看,微观研讨较多,微观和个案研讨较少;从研极彩登陆-冯小红 | 全面抗战初期“财务无政府”状态下的赋税征收和农民负担讨方法看,定性研讨较多,定量研讨较少;从研讨时段看,对抗战中后期的研讨较多,对初期的研讨较少。关于全面抗战初期中共树立抗日民主政府之前“财务无政府”状况下的赋税征收和农人担负,既有研讨仅使用中共其时的总结陈述作过简略的定性描绘 ,定量剖析和深化研讨简直没有见到。有鉴于此,本文使用太行山文书 所载“甘泉账本”,以1938年涉县甘泉村为中心,深化剖析全面抗战初期“财务无政府”状况下村庄赋税征收的特征,并预算当年的农人担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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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甘泉账本”的内容

“甘泉账本”是晚清民国年间涉县甘泉村的村账。这批账本共46册,其间15册存于邯郸学院藏太行山文书第1箱第5包;24册存于邯郸学院藏太行山文书第1箱第15包;7册存于上海立信管帐金融学院我国管帐博物馆。兹将这批文书的编号、称号、时刻等信息列如表1。

由表1可知,在有清晰编年的账本中,归于1938年的账本共38册。在时代不详的账本中,序号为26的《起油盐账》与序号为22的《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十八日立涉县甘泉乡第三甲起米面麸料账》所记农户名字彻底相同,可证第26号账本为甘泉村第三甲的账册;一起,第26号账册所记内容为油盐账,各户所纳油盐的规范与序号别离为1、16、19、20、24、32、33、36的“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初五日立各甲起油盐账”相同,均为“每亩米一升,柴十斤,五月二十六日麦二升;门头米五合,柴五斤,五月二十六日麦一升” ;而三月初五日的各甲账本只要8个甲的账册,刚好短少第三甲的账册。归纳以上信息能够大致判定,第26号账本是《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初五日立第三甲起油盐账》。因而,归于1938年的账本共39册。

从所记内容看,这39册账本可分为八类:

榜首类是征收银钱账本,算计3册,即表1中序号为9、15、27的3册起款账。这3册起款账均系征收银钱,且称号直接别离命名为“起款账”“起二回款账”和“起三回款账”。

第二类是征收什物账本,算计20册,包含表1中9本序号别离为1、16、19、20、24、26、32、33、36的“三月初五日立各甲起油盐账”,9本序号别离为17、18、21、22、23、25、34、35、37的“八月十八日立各甲起米面麸料账”,序号为5的“起面账”,序号为7的“起上户米面账”。这类账本都是按地亩数和户头征收米、面、麸料等什物。

第三类是差徭账本,算计2册,即序号为13的“上七月十二日立外乡交游账”和序号为29的“十月初一日立花户交游账”。这类账本记载的是保甲长出差花费和乡民服差徭应支或应抵款物数目。

第四类是收到条账和告诉卷册,算计3册,包含序号别离为44、45的两本“收到条账”和序号为46的“告诉卷册”。因为39册账本都没有关于村中从外界收到金钱的记载,可知这些条账都是各安排和各部队向甘泉乡下达的征收赋税和物品的指令,而不是代购性质的告诉。

第五类是分户收、欠账本,算计5册,包含序号为8的“花户总账”、序号为10的“二月廿五日花户物料账”、序号为40的“各花户走账”、序号为41的“散页”、序号为42的“各花户物料支差账”。这类账本均按户编制,记载的是各户应缴或已缴款物、积欠款物和差徭。

第六类是收支账本,算计3册,即序号为4的“二月廿五日军需账”、序号为31的“九月十二日收支麸料账”和序号为43的“米面麦谷收支账”。这类账本记载的是村公所收入和开销什物状况。其间“收入”部分记载的是村中保甲体系向乡民征收的粮食和物品,“开销”部分记载的是村中保甲体系向外输出的粮食和物品。

第七类是假贷账本,算计2册,即序号为2的“正月立佃办账”和序号为28的“八月六日立假贷账”。

第八类是外乡赋税账本,仅有序号为14的“七月十六日吉立外乡账”1册。它记载的是甘泉乡代管的小村第二沟的赋税以及在甘泉村具有插花地的东达镇、北王庄人应缴赋税。

依据以上材料不难看出,1938年的“甘泉账本”记载的首要是当年该村的赋税征收实况,咱们能够经过它来研讨该年度甘泉村的赋税征收和农人担负实况。

二、甘泉赋税的性质

甘泉村是太行山内地的一个小山村,全面抗战初期隶归于河南省涉县。 该村坐落涉县东南方向,距县城约28公里,与磁县接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涉县先实施区乡制,设四个区,甘泉设乡,属第二区;1934年,涉县受命推广“保甲制”,构成县、区、联保、保、甲五级政体,全县设3区、28联保、213保,甘泉设保,仍属第二区,为第二区第二十四保。

甘泉村的犁地

甘泉村的住所

甘泉村的路途

据新编《涉县志》记载,中共在涉县树立的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于1939年10月。 在此之前的1938年,涉县城曾于2月15日被日军占据,但不久之后又被八路军克复。日军占据涉县城的意图是坚守邯长公路关键,甘泉村间隔涉县城及邯长公路较远,且地处太行山内地,地势杂乱,日军容易不敢涉足其间。据当地白叟回想,全面抗战初期日军没有到过甘泉一带,仅仅在1942年大“扫荡”时曾路过甘泉。 在这种景象下,全面抗战初期甘泉村成为八路军、国民党戎行和当地装备穿插活动之地。卢沟桥事故后,国民党五十三军、九十七军、二十九军相继南溃入涉县,后来孙殿英的暂编第五军也进入冀南山区,甘泉村在其活动范围之内;1938年1月,中共冀豫特委随八路军作业团从磁县转移到涉县境内的岭底、关防、西达、昭义一带,甘泉亦在八路军活动范围之内;除国共两党的部队外,在甘泉一带活动者还有由保安队、当地会社转化而来的当地装备。这些部队为了搜集物资,随时向当地索要赋税和物品。这种中共抗日民主政权树立之前各方安排和部队随意向当地派粮派款派物的状况被彭真称为“财务无政府”状况。

采访94岁的甘泉村乡民

1941年,彭真在延本分七次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具体陈述晋察冀边区的作业,当年秋天,彭真的陈述材料被收拾成《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作业和具体方针陈述》。这份《陈述》总结了1937年11月至1941年2月约3年零3个月时刻内晋察冀边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方针的状况和阅历。 在《陈述》中,彭真描绘了边区政府建立前晋察冀抗日依据地的“财务无政府”状况:

这是边区政府没有建立,边区财务没有一致的阶段,也是边区财务最紊乱的阶段。既无所谓税率,也无所谓税收准则。任何机关都能够要粮要草,都能够漫无规范的筹款或滥打奸细。悉数开支都靠暂时的合理担负,实即派款来处理。一起在开支方面,亦无所谓预算决算准则,一般的是随筹随支罢了。在这样的财务准则下,单个的贪婪和严峻的糟蹋当然势所难免。成果公家虽筹款筹粮无几,却惹得怨声载道,并有部分地主逃往敌区。其时不光政权未一致,戎行亦未一致,有不少装备,不光不是八路军,而且纷歧定真正是抗日部队。抗日发财者有之,与敌伪勾通者有之,专门鱼肉乡民、阻止大众抗日者亦有之。有时一夜在一个村中露营的竟有八九个司令。所谓“司令赛牛毛,主任遍全国”者,正是这个时分。在这样景象下的财务当然会是无政府状况的。

“甘泉账本”记载的赋税征收恰恰处于彭真所说的“财务无政府状况”之下极彩登陆-冯小红 | 全面抗战初期“财务无政府”状态下的赋税征收和农民负担,因而1938年的甘泉村为查询全面抗战初期“财务无政府”状况下的赋税征收状况供给了一个鲜活的实例。且彭真仅仅用描绘性语言对“财务无政府”状况下的赋税征收给予了定性剖析,“甘泉账本”则具体记载了1938年甘泉村每一笔赋税的称号和数量,恰能够之对“财务无政府”状况下的赋税征收特征做深化研讨,并对该种状况下的农人担负做定量剖析。

三、“财务无政府”状况下的赋税征收

全面抗战迸发前,政府每年有安排地向村庄会集征收的税种首要是田赋和田赋附加,长期以来,田赋和田赋附加的征收构成了一套较为固定的准则。全面抗战初期,“财务无政府”状况下的赋税征收彻底打破了田赋征收准则,在征收方法、科则、时刻、赋税方法等方面均表现出与田赋和田赋附加不同的特征。

首要,看征收方法。

全面抗战迸发前,田赋是省财务的支柱,田赋附加则是县财务的支柱,因而田赋的派税安排应为省、县两级政府。 河南省各县的田赋征收本来依托册书、里书处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省政府对田赋征收进行了收拾,废除了书手制,规则田赋的征收由县长直接担任,各县设征收处及征收分处,或设粮柜及分柜;花户纳粮实施“自封投柜”,具体方法是每期地丁、漕粮开征后,由田赋征收员将串票掣给花户,由花户自行到粮柜或分柜完纳。而涉县的丁漕向由十八里单头各自汇总本里推收状况,造报当年征比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涉县是否废除了单头制,因缺少史料不得而知。可是无论怎么,涉县的田赋征收从推收造册到完纳赋税,构成了一套由县长、征收处(包含征收分处)或粮柜(包含分柜)、征收员或单头、花户组成的较为老练的机制。

全面抗战初期“财务无政府”状况下的赋税征收方法与战前大为不同,其具体表现为:

榜首,派税单位繁复。各政府机关和军事安排依据本身需求纷繁向当地派粮、派款、派物,据表1序号为44、45的两本“收到条账”记载,1938年向甘泉村派粮、派款、派物的政府机关和军事安排将近30家,其间政府机关有发动委员会、统制局、第二戋戋署、联保等,军事安排有军事委员会第二十三游击支队第八大队部、第八大队榜首中队部、第八大队第三中队、第七大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冀豫游击第八支队榜首团,国民政府别动总队,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华北第十游击支队司令部,榜首战区河北游击总司令部榜首游击司令部,冀察游击司令部指挥部,冀察游击第七大队四中队、第九大队四中队;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独立营营部、游击榜首支队部,第八路军第四游击支队司令部、第二大队部,第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弥补团第二营第八连连部供给处等;自卫队、东达驻防平倭军、抗日团第三联队、联保及抗日自卫团等。这些军事安排既包含有编号的国民党戎行,又包含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还包含没有编号的当地装备。

第二,不同性质的派税单位选用的派税程序不同。政府安排一般直接向村庄下达征收条目,如:第二戋戋署三月十七、四月十三、四月十七分3次向甘泉村征收大洋15元、面83斤5两、米32斤3两。联保二月初四、五月十八、六月十九、七月初四分4次向甘泉村征收大洋31.3元。 军事安排则大多向县、区、联保等政府机关下达征收条目,县、夜来香区等政府机关为敷衍戎行的派征,纷繁建立代购所、代办所、兵站等暂时安排,由这些暂时安排再向各村分配款物。据表1序号为44、45的两本“收到条账”记载,1938年向甘泉村分配过款物的暂时安排即有涉县第二区三、四、五、六联保混合代办所、第二区代购分所、西东达峧甘港联合代办所、西达抗日军需代办所、涉县政府代购所、西盘阳兵站处等。

第三,底层的赋税征收打破了本来“自封投柜”和由征收员(或单头)催收的机制,直接由保甲体系担任,其具体方法一般是由保规则征收使命和方法,下达给甲长,再由各甲长分征本甲各户赋税和什物,报保挂号造册。在1938年的账本中,除序号为40、41、42、43的4本账册外 ,其他35本账册在封页都盖有“涉县第二区第二十四保图记”的赤色印章,有些账册的封皮还盖有两三个乃至五个相同的印章。此外,在9册“三月初五日立各甲起油盐账”和9册“八月十八日立各甲起米面麸料账”的账本主页都有各该甲甲长的签名。这些保的印章和甲长签名充分阐明甘泉村的赋税征收由保甲体系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河南省本和其他省份相同,在村庄推广以区乡制为主的自治体系。在区乡制没有办竣之际,1932年10月,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又命该省改编保甲。 从账本中能够看出,甘泉村被编为涉县第二区第二十四保,保之下分设九甲。国民党政权在河南村庄推广保甲制,本为“剿共”、防共之用,而在全面抗战初期其村庄的保甲体系却在赋税征收中发挥了不行代替的效果。

其次,看科则。

全面抗战迸发前,涉县地丁科则,民地依照土地良窳区分等级,每亩科征银3.24分至9.72分不等;漕粮每亩征米2.79683合至5.59347合不等。

全面抗战初期“财务无政府”状况下的赋税不再依据土地好坏区分等级、分定科则,而是绝大部分依照地亩和户头均匀分摊。如上文所列榜首类3本账册,其称号均为“起款账”,且都征收银钱,初看起来似乎是田赋账本,因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河南各县征收田赋均折色,且乡里交纳田赋一般亦称之为“起款”或“解款”,可是3本账册所记征收方法别离为“每亩攒钱八百文,门头攒钱四百文”“每亩钱四千六,门头钱二千三”“每亩钱四千四百,门头钱二千二百” ,其征款方法与田赋核算方法不同,彻底是按地亩和门头均摊,因而榜首类账本实质上是银钱均摊账本。第二类账本中的9本“三月初五日立各甲起油盐账”,征收方法为“每亩起米一升,起柴十斤;门头起米五升,起柴五斤” ;9本“八月十八日立各甲起米面麸料账”,征收方法为“每亩起面三斤,门头起面一斤半;每亩起米一升,门头起米五合;每亩起麸料二斤,门头起麸料一斤”。 这两种分甲账册也是依照地亩和门头均摊。序号为5的“七月二日立起面账”也是按甲挂号造册,征收方法为“每亩白面二斤,门头白面一斤”,仍是按地亩和门头均摊。因而,除序号为7的“起上户米面账”外,第二类账本实质上都是什物均摊账本。

此外,后期的部分赋税征收选用了“合理担负”方法。在“甘泉账本”中记载后期赋税征收的账册首要有序号为7的“起上户米面账”和序号为27的“起三回款账”,后者上文已阐明是均摊账册,而前者记载的是征收“四次捐”和“六次捐”的状况。 依据该账册记载,这两次捐税只向村中50户“上户”征收,这50户“上户”共有犁地244.46亩,占全村犁地总面积的69.92%。兹将这50户捐税状况列如表2。

由表2可知,虽然四次捐和六次捐总体上也是依照地亩数的多寡进行分摊的,可是某些地亩数相同或附近的农户亩均担负不同又较大,由此可见,这两次分摊并非彻底按地亩数均摊。因为表中50户乡民的作业和家庭收入没有更为具体的材料,因而尚不能彻底恢复四次捐和六次捐的核算方法,可是能够必定地说这两次捐税的核算方法与前几次单纯依照地亩和门头均摊不同,应该是归纳考虑了土地数量、土地质量和家庭其他收入等多种要素,区分了多个等级,各个等级的税率也有所不同。这种按家庭归纳状况区分等级和专征“上户”赋税的做法便是“合理担负”。

全面抗战迸发后,“合理担负”的提法最早见于“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发动委员会”的《作业纲要》。 继而于1937年八九月间,山西省政府发布《山西各村合理担负方法》;后又于同年12月,由山西绥靖公署和省政府会电发布修订的《抗战期内县村合理担负方法》。修订方法按经济状况将村庄区分为11等,按产业把农户区分为19等,征收赋税按等级分摊;一起规则对特等富户分摊特别担负,对清贫仅能自给者革除担负。 甘泉村从属涉县,其时归河南省统辖,本不在推广“合理担负”的区域之内。它之所以实施“合理担负”,很可能是在甘泉一带活动的八路军在搜集物资时推广的。以往研讨标明,在晋冀鲁豫边区草创时期,八路军开赴太行山区域,便是使用山西的“合理担负”方法来搜集物资。 据表1序号为45的“收到条账”记载,1938年九十月间,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弥补团、第四游击支队第二大队部、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游击榜首支队部屡次向甘泉村搜集米、面、麸料、草料等物品。因为“收到条账”所记八路军各部队向甘泉村下达征收指令的时刻与表2所记甘泉村“起上户米面账”的时刻大体一致,可知八路军下达的物品便是该村保甲体系用“合理担负”方法从上等户中搜集而来。

再次,看征收时刻。

全面抗战迸发前,河南省各县地丁一概于每年1月1日开征,漕粮一概于每年7月1日开征,花户应在开征两月之内完纳丁漕。各县非经呈请财务厅同意,不得提早错后。 也便是说,战前涉县田赋征收每年都有固定的时刻。

与战前田赋征收不同,全面抗战初期“财务无政府”状况下的赋税征收在不同层级上别离出现随时性和屡次化特征。随时性是针对派税单位而言,指的是派税单位依据本身需求随时向当地征收赋税。这种派税的随时性反映在账本上,就构成了“收到条账”的烦琐与细碎。以东达镇公所向甘泉村所下收条 (见图)为例:

由账目可知,自阳历5月17日至8月23日的69地利刻里,仅“张队长”和“赵司令”经过东达镇公所向甘泉村所下征收赋税条目就多达29次,均匀2.38天一次;更有甚者,有时各部队经过镇公所一天内向该村下达两次乃至屡次征收条目,如七月廿二日“赵司令”就向该村下达了4次征收条目。每次征收的米、面、草料、麸子数量不算大,以面为例,最多的一次有134斤,假如依照地亩和门头均极彩登陆-冯小红 | 全面抗战初期“财务无政府”状态下的赋税征收和农民负担摊,每亩合面5两,每户合面仅2.5两。 由此可见这种随时性派税的烦琐和细碎。这些烦琐和细碎的派税终究加诸村庄之上,构成接连扰民的不良效应。以上剖析仅仅依据两支部队的举动,假如再加上其他20多支部队和政府机关的举动,将会使乡民不胜其扰。所以,就构成上文所引彭真《陈述》中所说的“公家虽筹款筹粮无几,却惹得怨声载道”。

屡次化是针对村庄而言,指的是村中的保甲体系为敷衍派税单位的苛派,有安排地屡次进行预征。从甘泉村的状况看,面临派税单位的频繁苛索,村中的保甲体系并未乱了阵脚,它没有依照派税单位随时派税的脚步,一笔一笔地随时向乡民索要,而是有计划地展开了屡次大规模预征,然后再从征起的钱、粮、什物中随时一笔笔向派税单位交纳。由账本记载可知,甘泉村保甲体系别离于正月、三月初五日、五月廿六日、七月初二日、闰七月十八日、八月十八日、九月十二日、十一月廿八日进行了8次预征。 记载这8次预征的7本账册,在封皮上均冠以“起账”的称号,如表1所列榜首类的3本账册别离冠以“起款账”“起二回款账”“起三回款账”,第二类账本中的三月初五日分甲账册冠以“某甲起油盐账”,初看起来这些账册似乎是该保向上级政府起运赋税的账册,现实并非如此。“起”是当地一种方言,用法非常广泛,如盖房子就被称为“起屋子”,因而“起款”在当当地言中应为“开征税款”之意。也便是说,这7本账册不是起运账册,而是开端征收赋税的底账。甘泉的保甲体系采纳的这种在本保大规模预征的做法,外表看来突然加剧了乡民担负,于乡民晦气,可是从另一方面看,这种方法使村庄未雨绸缪,能够较为沉着地敷衍各种部队的苛派,避免了因赋税无着或缴款不及时部队对村庄进行直接抢掠,保证了村庄和乡民的安全。据该村白叟回想,因该村地处从磁县通往涉县西达一带的交通咽喉,抗战中不乏我国戎行从村中路过,但从未对村庄进行过抢掠。 这种局势的构成与该村保甲体系选用的赋税预征分缴方法不无关系。

终究,看赋税方法。

民国年间,河南省田赋的赋税方法阅历了杂乱的改变进程。北洋政府初期,河南各县征收地丁、漕粮沿袭清末做法,用银两核算丁漕,实践征收时将银两折成铜钱,征起后再用铜钱购买银元报解。后因银元价格上涨,田赋收入锐减,乃于1918年颁行新规,去掉中心折钱的进程,依照每地丁银1两折银元2元2角、漕粮每石折银元5元,由银两直接折收银元。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废两改元”,河南省财务厅随即发布《废两改元方法》,通令各县1934年征收田赋及其附加税时,一概用银元直接折合,银元的核算单位为元、角、分、厘,以往所用毫、丝,四舍五入,至厘停止。 虽然民初豫省田赋在方法上阅历了两次大的改变,可是从总体上看田赋的赋税方法均为钱银,而且终究落实到专征银元。

全面抗战初期“财务无政府”状况下的赋税方法与战前的田赋大为不同:

其一,派税单位所派赋税的方法有钱银,亦有什物,而尤以什物为主。大体上看,政府机关既派征什物,又派征银元。其所派什物皆为自用;其所派银元一部分为自用,另一部分是向村庄收取的代购费,如正月廿六日第二区代购所替甘泉村向过路戎行供给小米428斤半、白面219斤、柴草1270斤,廿七日除向甘泉村照数收入这些什物之外,另加收代购费4元5毛。 军事安排则简直悉数派征什物。由表1序号为44、45的两本“收到条账”核算可知,部队向甘泉村派征的什物包含小米、白面、麦子、菜、干菜、吃油、柴、盐、炭、煤、席子、被子、洋油、麸子、料豆、草、杆草等,其间既有人吃的粮食、蔬菜、油,又有家畜吃的草料;有煮饭、取暖、照明用的燃料,还有住宿用的铺盖,悉数为部队行军作战必需的物资。

其二,村中的保甲体系向乡民预征赋税时在方法上则更为灵敏,这种灵敏首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榜首,在征收银钱时,不再拘泥于专征银元,而是银元、法币、铜钱兼收。在甘泉保甲体系的7本预征账册中,只要表列榜首类的三本“起款账”为征收银钱的账册,其间正月立“起款账”和闰七月立“起二回款账”都在扉页规则了银元、法币与铜钱的比价,前者为“纸洋作价四千二百文,现洋作价四千四百文” ;后者为“纸洋作价四千六,现洋作价五千二”。 十一月廿八日“起三回款账”虽未规则比价,但在终究一页记十二月十一日至二十日的状况曰:

十二月十一日,收款廿元〇七毛,收现洋三元,收大有条二元,四四合。十三日,出和顺永饭钱五元,四二合;出代购所票洋(运昌手)二元。十三日,收洋卅元,现四元,钱四千九百;出和顺永五元。十六日,收洋廿七元八,收现洋三元,收大有条十二千六。廿日,收票洋十八元三,出先生洋一元,出头大洋一元五,又收铜元四千二。

这儿所说的现洋、大洋即银元,票洋、洋即法币,铜元、钱即铜钱。

第二,在征收银钱时,能够用米、面、核桃、花椒等什物抵交,正月立“起款账”在扉页上规则“米作价大洋二元四毛,面作价一元八斤半,花椒作价一元六毛,核桃每斤一百六十” ,但抵交者不多。大规模抵交首要发生在闰七月起二回款时,在甘泉村153户中,就有71户用核桃抵交部分税款,其他抵交物品有麸子(8户)、草料(6户)、麦子(5户)、物料(5户)、货品(5户)、南瓜(1户)、水烟(1户)、杏核(1户)、菜(1户)、木材(1户)、麦秸(1户)、香油(1户)、石灰(1户)、豆(1户)、布(1户)。 有些农户乃至用多种什物抵交,如第四甲傅在官用麦、麸子、石灰、核桃四种什物抵交了大部分税款。

第三,乡民所服各种差徭以及素日零星交纳的什物,都被保甲体系记载在册并抵交税款。表1序号为8的“花户总账”便是专门记载此类工作的账册,兹将该账册第3页录文如下 (见图):

如录文所示,这本账册既记载了乡民交纳的草、扫帚、黄油、刷子等物品,还记载了送米、送兵等差徭,并把每一件物品和每一次差徭都折组成钱,在预征赋税时分次从税款中扣除。如王培忠的物料钱在征二回款时被扣除,其支差钱在征三回款时被扣除。

四、“财务无政府”状况下的农人担负

叶振鹏主编的《我国农人担负史》第二卷中,抗战时期的农人担负包含田赋、租赋、苛捐杂税、兵差、役政、高利贷剥削等项内容,这是就广义的农人担负而言。 而本文研讨的农人担负是狭义的农人担负,指的是派税单位(首要是政府机关和军事安排)加诸农人的银钱担负、什物担负和差徭。

首要看银钱担负。由表1中序号别离为9、15、27的三本起款账可知,1938年甘泉村的银钱分摊共进行过3次,征收时刻别离为正月、闰七月和十一月。正月的征收规范为“每亩攒钱八百文,门头攒钱四百文”;七月的征收规范为“每亩钱四千六百文,门头钱二千三百文”;十一月的征收规范账册上没有标明,依据各户地亩数和所缴银钱数测算,当为每亩四千四百文,门头钱二千二百文。 甘泉村共有门头153户,土地349.6049亩。 则可得出,全村正月共征钱340884文,七月共征钱1960083文,十一月共征钱1874862文。依照“正月吉立起款账”所记银钱比价“纸洋作价四千二百文,现洋作价四千四百文”以及“又七月十八日立起二回款账”所记银钱比价“纸洋作价四千六百文,现洋作价五千二百文”折算,甘泉村银钱分摊共折合银元814.963元。

再看什物担负和差徭。三月初五日各甲起油盐,征收规范为“每亩备米一升,每亩备柴十斤,门头备米五合,备柴五斤” ,全村应征米426.105升、柴4261.049斤,依照“米作价银元二元二毛”“干柴三斤,七十文”“银洋作价五千文”折算 ,共合银元113.628元。五月廿六日各甲“起麦”,征收规范为“每亩二升,门头一升” ,全村应征麦852.210升,依照“麦二升,合钱一千九百二十”折算 ,共合银元163.624元。七月初二日“起面”,各甲应征白面别离为:一甲55斤1两、二甲118斤7两、三甲115斤4两、四甲86斤9两、五甲110斤、六甲100斤零11两、七甲111斤2两、八甲61斤、九甲93斤1两 ,全村算计面851斤3两,依照“每斤价一毛”折算 ,共合银元85.119元。八月十八日各甲起米、面、麸料,征收规范为“每亩起面二斤,门头起面一斤半,每亩起米一升,门头起米五合,每亩起麸料二斤,门头起麸料一斤” ,全村应征面928.710斤、米426.105升、麸料852.210斤,依照“八月十八日起,每亩面三斤,每斤价一毛;米一升,每升价一毛六;麸料二斤,每斤价五分”折算 ,共合银元203.658元。九月十二日起上户米、面,虽然是只针对50户“上户”征收,可是因为这些上户具有的土地占全村土地总面积的69.92%,因而在核算全村亩均担负时也应被计入。此次征收,总计征米483升又2693.1斤、面254.75斤、料豆75升、麸料39升又551.5斤。 米、面、麸料仍按八月十八日后的价格折算,料豆依照“佃豆二斗,钱廿二千八八”的价格规范核算, 共合银元292.997元。另据表1序号为8的“花户总账”,村中保甲体系平常向各户零星佃征的香油、草、面、物料、黄油、盐、干菜、腥油、葱、豆、麸子、南瓜、鸡子、席、桶、布、麦秸、木头、水烟、干柴、干疙瘩柴、湿疙瘩柴、石炭、石灰、杆草等物品,以及乡民为村庄送兵、送米、送锅、盘锅、探信、送信、充任民夫、做滴水和钩檐等服差徭所发生的劳务费、火食费、水费,1938年全年算计198850文 ,合银元38.240元。这些费用都是由村庄付出,在核算全村亩均担负时也应被计入。此外,在正月立“起款账”的终究部分还附记“2月23日上东达代办所被底账”,底账记载了该村乡民出被子44条、铺底(注:当当地言,指的是褥子等铺床物品)2条、席36领、伞2顶 ,算计银元75.845元。以上7项算计,1938年甘泉村什物担负和差徭共合银元973.111元。

银钱担负、什物担负和差徭算计,1938年在“财务无政府”状况下,甘泉村的农人担负量合银元1788.074元,亩均担负量为5.115元。下面咱们将甘泉村1938年的担负与全面抗战迸发前的担负做一个简略比较。战前,河南省各县田赋包含地丁、漕粮、租课、省附加和县附加5项。20世纪30时代初,涉县有民地304636.77亩,共征收地丁银38964.693元,漕粮折洋7044.348元,省当地附加捐6561.95元,县当地附加捐24187.13元。从1935年起,每地丁银一两又加收保安费1.5元,涉县原征收地丁银17711.224两,则其保安费加征26566.836元。以上各项算计为103324.957元,每亩合银元0.339元。 甘泉村地处涉县东南的低山区,犁地条件在全县归于次等区域,其每亩课税数量当在全县均匀值之下;此外,战前政府征收田赋和田赋附加均以税亩核算,而依照常规村里分摊赋税和物品一般是以各户实有地亩数均摊,税亩数一般要少于真实亩数。即使以全县均匀值计,一起也疏忽掉税亩与真实亩数量的不同,1938年甘泉村亩均担负量比全面抗战迸发前(1935年)的亩均担负量依然高出7.56倍。

这种比战前高出近8倍的担负关于甘泉乡民来说究竟轻重怎么,需求结合乡民收入做进一步研讨。“甘泉账本”并未记载村里各户的收入,因而无法测算农人的相对担负量。 可是账本中具体记载了每户农人的实有地亩数,咱们能够之为首要材料,辅以郊野查询材料,深化研讨农人的根本日子状况,并据此反观农人担负的轻重。

依据表1所列序号别离为1、16、19、20、24、26、32、33、36的“三月初五日立各甲起油盐账”,将甘泉村一切农户按犁地面积分层核算如表3。

据当地白叟口述,1938年甘泉村至多有五六百人甘泉村乡民 ,在这儿取其间间值550人作为人口数量,则该村均匀每人实有土地缺乏0.7亩。与涉县同处华北区域的定县盛行“大口小口一月三斗”之说,华北其他当地也有“大口小口一月三斗”之说,可见“一月三斗”为其时华北区域通行的根本粮食月消费户均规范。李金铮依据这个规范,核算出定县每人每年需粮51.77市斗,也便是说这51.77市斗为其时华北区域通行的根本粮食年消费人均规范。之后,他又核算出定县终年粮食亩产量为20.44斗,从而核算出定县满意根本粮食消费的人均犁地临界点为2.53亩。 定县地处华北平原内地,土地较为肥美,且有64.5%的犁地为水浇地,亩产量较高。 而甘泉村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其犁地多为二三分至五六分的小块,最大的地块不超越2亩,这些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地块零星地散布在村庄前后的沟谷之中。这些犁地遍及较为贫瘠,水肥修养能力差,而且悉数是“靠天收”的旱地。因而,甘泉村的粮食均匀亩产量必定比定县低,其满意根本粮食消费的人均犁地临界点必定比定县高,在这儿咱们在定县的基础上添加0.5亩,即取3亩作为甘泉村的人均犁地临界点。上文依据表2核算出的甘泉村人均犁地面积尚缺乏0.7亩,离满意当地根本粮食消费的人均犁地临界点有很大距离,这标明甘泉村的人地比例关系适当严重,人均犁地面积远远不能满意人口的根本粮食消费。

再看各阶层的状况。若以全村均匀值核算规范户人口数,则满意规范户粮食根本消费的犁地数量为10.784亩。 由表3可知,甘泉村只要4户到达或挨近规范户,也便是说,全村只要4户靠种田能够养活全家,其他149户仅靠种田都缺乏以糊口,特别是实有土地2亩以下占全村总户数58.2%的89户贫穷户,假如仅靠种田,全家的日子将处于贫穷状况。据该村白叟口述,解放前甘泉人除种田外,还使用山上成长的核桃、花椒、柿子、木了等树木。木了树的籽能够榨油 ;核桃、花椒、柿子老练后,当地人将它们卖给山货行,再购买小米、玉米、小麦等谷物,以补自产口粮之缺乏。除此之外,一些男劳力农闲时还到山外做工,有做泥瓦匠的、有做矿工的,有拉脚的,还有做响戏班的。即使如此,该村大部分家庭的日子仍非常困苦,大都家庭在冬春之际首要靠柿糠炒面度日。

在甘泉乡民遍及贫穷的景象下,1938年在“财务无政府”状况下,农人担负突然大幅度加剧,必定使该村乡民本已非常困难的日子落井下石。许多家庭不胜重负,纷繁挑选向外输出人口,特别是以从戎、做学徒、做矿工等方法将家中的青少年送出去。这样一来,一方面处理了青少年的吃饭问题,使他们不至于被饿死;另一方面也能够赚些钱补助家用。据傅保云白叟回想,全面抗战初期有几十名青少年被家里人送到外地营生,傅保云白叟自己便是1938年秋被家人送往长治的店肆做学徒的。

结语

与全面抗战迸发前比较,1938年“财务无政府”状况下,甘泉村的赋税征收出现以下特征:在征收方法上,“财务无政府”状况下的赋税征收表现为派税单位繁复、不同单位的派税程序纷歧、由保甲体系担任征收等特征;在科则上,“财务无政府”状况下的赋税绝大部分依照地亩和户头均匀分摊,后期八路军搜集物资采纳“合理担负”方法,只向村中“上户”征收;在征收时刻上,“财务无政府”状况下的赋税征收在不同层级上别离出现出随时性和屡次化特征,其间随时性指的是上级政府和各种装备依据本身需求随时向当地派征,屡次化指的是保甲体系有安排地向乡民进行屡次预征;在方法上,“财务无政府”状况下的赋税既征银钱,又征米、面、麸子、草料等什物,一起村中的保甲体系还答应农人以核桃、花椒等什物和所服差徭抵交税款,表现灵敏性特征。1938年,在“财务无政府”状况下,甘泉村的亩均担负达5.115元/亩,比全面抗战迸发前高出7.56倍。甘泉村的人均犁地缺乏0.7亩,人地比例关系适当严重,人均犁地面积远远不能满意人口的根本粮食消费。虽然有核桃、花椒、柿子等山货补助家用,虽然部分男劳力在农闲时分到山外做工,甘泉村大部分家庭的日子依然非常贫穷。在这种状况下,1938年,联保以上各级当地政府和各种装备突然大幅度加剧农人担负,使大大都家庭不胜重负,被逼以向外输出人口,特别是以向外输出青少年,来应对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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